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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温菲
吴阶平(1917-2011)
医学家、医学教育家,我国泌尿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17年1月22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名泰然,号阶平。1933年被保送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系,1936年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1942年获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先后任职于中央医院、北京大学医学院。1947年获美国援华医学基金会奖学金,赴芝加哥大学进修,师从哈金斯教授(1966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学习泌尿外科学。
1949年起在北京大学医学院任外科副教授并筹建泌尿外科。1951年作为抗美援朝手术队队长在后方医院工作。1960年起任北京第二医学院副院长,负责学校筹建工作。
1970年起任职于中国医学科学院。1978年创立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
曾首次提出“肾结核对侧肾积水”;改进并发展了输精管结扎节育术;历时17年发现新病种——肾上腺髓质增生症(也称“儿茶酚胺症”)。
1982年主持编译了我国有关性问题的第一本正式专著《性医学》。
1994年与保罗·杨森共同设立“吴阶平医学研究奖—保罗·杨森药学研究奖”。1997年9月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大医精诚,止于至善。何为大医?
我国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一文中,对大医的内涵进行了详细阐述。
大医,首先要医术精通,“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其次要诚心救人,“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如此,才有资格称之为“大医”。
吴阶平,就是这样一位誉满杏林的大医。
学医之路从协和开始
协和百年,人才辈出,硕果累累。
众所周知,北京协和医学院(以下简称协和)是我国最有声望的医疗和医学教育机构。能够进入协和读书、深造,是每个医学生的梦想。
这所创建于1917年的医学院校,自诞生之日起就以“从长远利益出发,办高标准学校,培养顶尖人才”为主旨。
在几近“苛刻”的教育方式下,协和俨然成为我国最高的医学殿堂。
也是在1917年,吴阶平出生于江苏常州一户开明实业家中。
这家男主人对医学有着独特的理解,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做医生是一种既高尚又稳妥的职业,不管社会如何动乱,济世救人总是会受到人们尊重的。
在父亲的影响和安排下,1936年,19岁的吴阶平似乎是顺理成章地考入了协和。
彼时正值协和的鼎盛时期。
近20年的积累,协和基本上形成了自成一体、行之有效的医学教育模式,即“协和模式”——在“科学济人道”教育方针的引导下,协和实行“高标准、少而精”的精英教育,强调生源质量,采取“淘汰制”,确保学生的业务素质,强调临床实践和基础训练。
吴阶平的医学生涯,就从这所国际一流标准的医学院开启了。
一流的医学院除了要有一流的学生,更需要有一流的教师和一流的教育。
协和的教师们不但有渊博的学识,更有独特的教学理念。林可胜教授,我国现代生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他就有一套特别的考核方法。
在吴阶平一年级学期快结束时,林可胜选择8名学生亲自口试,每名学生15分钟。吴阶平排在最后,时间比较宽裕。
林可胜考核学生的问题并非简单的某一个专业问题,而是综合性的问题,需要学生结合常识和生理学知识来回答。
轮到吴阶平时,他的回答令林可胜非常满意,只是没想到,林可胜又提问了一个更深入的问题,这让吴阶平措手不及。
当时礼堂里有一个追悼会需要林可胜前去参加,吴阶平心想口试总该结束了吧,谁知林可胜说,“你等着,我很快就回来”。
果然,林可胜很快回来了,又考了大约半小时才结束。这次口试,林可胜对吴阶平的回答相当满意,而吴阶平对生理学的兴趣也被点燃了。
协和三年级的时候,吴阶平因病休养一段时间。其间,他广泛浏览书籍,学习渐入佳境。
复学后,正巧荷兰籍教授司乃博来校主持内科教学。
司乃博学识渊博,临床经验丰富,讲课巡诊引人入胜。无论是主持内科临床讨论、病理讨论,还是特别讲座,只要司乃博主讲,吴阶平都如沐春风,感到极大的享受。
虽然有不少具体内容吴阶平还不甚理解,但他从中受到了科学讨论的熏陶,开始懂得如何作学术报告,如何参与讨论,受益匪浅。
司乃博也曾主持过学生考试。在吴阶平应考时,司乃博随着他的报告,层层深入提出问题,这对吴阶平临床分析能力的提高带来很大帮助。
司乃博给了吴阶平很高的分数,并对他大为赞赏。
协和有个习俗,每年举行毕业典礼前,都要在四年级学生中选出一名品学兼优者担任学生司仪,司仪手持笏形礼仪牌带领毕业生进出礼堂。
礼仪牌上镶有金箍,金箍每道宽度约一厘米,有正反两面,上面镌刻着这两年当选学生司仪的姓名。
吴阶平有幸被选为第17届毕业典礼的学生司仪,名字被刻在第九道金箍上。遗憾的是,1941年日军占领协和,礼仪牌至今不知所踪。
泌尿外科事业从北医起步
吴阶平曾经说过:“并非我自己对泌尿外科产生兴趣,而是谢教授对我这人发生兴趣。”这里的谢教授,就是指大名鼎鼎的谢元甫。
1921年,谢元甫受聘到协和外科担任泌尿外科教授,将自己从美国泌尿外科创始人扬·汉普顿教授处学到的优秀医疗作风和高超治疗技术应用于教学和临床工作实践,深受协和学生的爱戴。
1939年,吴阶平被确诊患有肾结核病,必须进行右肾切除手术,当时泌尿外科主任谢元甫亲自过问吴阶平的治疗,看到结核病灶标本并确认手术顺利完成,才放心离开。
毕业后,吴阶平来到中央医院工作。
业余时间,吴阶平经常找谢元甫探讨学术进展。谢元甫将自己的医学书籍赠送给吴阶平,其中就包括扬·汉普顿撰写并亲笔题字赠送给其的《泌尿外科学》。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吴阶平不由自主地对泌尿外科产生了兴趣。
1946年,吴阶平前往北京大学医学院(以下简称北医)担任外科讲师,兼管泌尿科。
不久,谢元甫也应邀来到北医,吴阶平跟随谢元甫一起开始了泌尿外科工作。
在谢元甫的大力引荐下,1947年底,吴阶平前往芝加哥大学师从哈金斯教授,进一步学习泌尿外科学。
当时,哈金斯是全球泌尿外科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吴阶平跟随哈金斯开始从事“与临床有密切联系”的研究工作。
一年时间过后,吴阶平更加坚定了自己选择泌尿外科的决心。
1948年底,吴阶平学成归国。他在北医的外科病房里辟出三张病床,专门收治泌尿外科的患者,并筹划建立泌尿外科。
吴阶平的医学事业也由此开始进入高峰。他在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男性绝育和肾上腺髓质增生三个方面的成就,奠定了他在我国泌尿外科发展史上的地位。
上世纪50年代,医生在诊治双侧肾结核时,一般不区分“双侧都患肾结核”和“一侧肾结核,另一侧肾脏罹患其他疾病无功能”。
当时,双侧肾结核是不治之症,但是一侧肾结核患者,则可以通过切除病侧肾脏,靠另一侧健康肾脏部分甚至完全代偿而存活。
作为一名负责任、工作严谨的临床医生,吴阶平开始质疑这样的诊治“常规”。
他应用“肾穿刺”的方法,从患者无功能的肾中取得尿液,进行结核菌检查和肾造影,并对诊断为“双侧肾结核”晚期病人的尸体进行检查。
根据大量资料和临床实例,他发现在诊断为双侧肾结核的患者中,约有15%实际是可以治疗的一侧肾结核,对侧的肾只是由于肾积水丧失功能而已。
因此,他提出“肾结核对侧肾积水”这一新概念,此病的症状与双肾结核在临床表现上十分近似,但治疗方案和能否痊愈则截然不同。
接着,吴阶平在理论上和临床工作中把双肾结核与肾结核对侧肾积水区别开来,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诊断和治疗方案。这一创见是泌尿外科学一项突破性进展。
输精管结扎术是结扎并切除一小段输精管,使精子不能排出体外,从而达到不育的目的。但是残留在输精管结扎术后远端输精管内的精子,依然有可能使对方受孕。
对于这种已有百年历史的结扎术,吴阶平提出改进措施,他在用手术切断输精管尚未结扎之前,向远段精道(即输精管、精囊、后尿道)注入少量杀灭精子的药物(如醋酸苯汞溶液)。
这项输精管绝育术,方法简便、效果良好,具有很强的推广应用价值。
肾上腺位于肾脏之上,左右各一,属于人体非常重要的内分泌腺,跟泌尿系统关系不大。但在临床实践中,由于解剖位置毗邻肾脏,归属于外科。
1960年,吴阶平应邀为一名患嗜铬细胞瘤的病人做手术。但奇怪的是,手术切除的病理标本中未见嗜铬细胞瘤。病理检查证明,双侧肾上腺都有明显增生,但又不像是皮质增生。
这是吴阶平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一种病变。通过查阅文献,他发现6个类似的病例,即原来都认为是嗜铬细胞瘤,经过尸检才证明是髓质增生。
尽管病例罕见,但吴阶平决定要研究清楚,给患者和学界一个交代。从1960年至1976年,他一共搜集了17个此类病例,足以证明这一全新的病种。
1978年,吴阶平在英文版《中华医学》发表了《肾上腺髓质增生问题》的研究论文,1979年被《美国泌尿外科年鉴》收录,国际学术界开始承认肾上腺髓质存在增生。
医学教育在北二医创新
一位医生,无论他的医术再高明,能够拯救的人毕竟有限。但如果,他再教授几位学生,他和他的学生就可以拯救更多的人。
再如果,他要在更大范围内拯救更多的人,甚至要推动人类健康事业的发展,那么他可以选择创建一所医学院校,源源不断地为社会输送医务工作者。
时代选择了吴阶平。
在他泌尿外科事业走向高峰的时候,一项艰巨而意义深远的任务,悄然降落在了吴阶平的肩上——为解决医疗卫生事业人才匮乏的状况,1960年春北京市委决定从北京医学院抽调部分骨干师资,创办“北京第二医学院”(以下简称北二医;1994年更名为首都医科大学,以下简称首医),而吴阶平成为了筹建医学院的最佳人选。
尽管此前并未参与过多的行政事务,然而吴阶平还是一如既往地泰然处之,坦然接受了安排。
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经济困难,财力、物力十分紧张,吴阶平带领师生员工,同心合力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仅用半年时间就实现了“在自己的宿舍里,由自己的教师,用自己的教材进行教学”的任务。
作为一所医学院校,不但要有教师、教材,还需要有附属医院进行教学实践。然而,建校之初的北二医并没有专门的附属医院。
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吴阶平从尊重医学教育规律的科学精神出发,大胆创新,在国内率先提出并安排基础课教师到北京现有的医院开展临床教学、实习工作,在教学医院成立教研室,“教学相长,真抓实干”。
这种全新的“基础临床紧密结合”的方式,既可以解决基础医学教师理论脱离实际的做法,又提高了临床医生有关学科的基础理论水平。
可是,如何更好地推行这种独特的医学教育教学理念呢?无疑,作为“局内人”显然可以更清楚地通过师生的互动和反馈来体会和调整。
于是,在兼顾行政管理和临床研究的同时,吴阶平仍然不忘自己作为一名教师的责任和义务。他亲自参与教学,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实验和研究。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吴阶平在教学工作实践中,通过“启发式教学”等理念和方法,深入浅出地讲解有关知识以帮助学生融会贯通,变“教知识”“学知识”为“教本领”“学本领”。
吴阶平这种兼具逻辑性和艺术性的授课方式,深受学生的欢迎。他还总结出做一名好教师要从三方面努力:一是科学的内容;二是逻辑的展现;三是艺术的表达。
一所高校的毕业生质量最能反映学校的教学水平。作为北二医的负责人,吴阶平对于毕业生未来去向和人生发展尤为重视。
他亲自前往各大医学院校参观调研,详细了解兄弟医院各个科室的发展状况和人才需求。
同时,他还联合北二医的导师们对每一位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和兴趣进行严谨而负责的评估,引导他们选择最适合自己又满足祖国和学校发展的人生规划,最大程度地做到人尽其才。
从过去的北二医到今天的首医,这所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一直以踏实严谨、临床动手能力强而在医学界广受欢迎。
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方能流长。
从北二医到首医,59年时光悄然流逝。吴阶平在北二医整整工作了10年,见证了她的筹建、初创和成长,陪她走过了“婴幼儿时期”。
古希腊著名教育家、哲学家柏拉图说:“一个人从小受的教育把他往哪里引导,能决定他后来往哪里走。”
今天的首医能够成为国内有较大影响、较高声誉的医学院校,与吴阶平等第一代北二医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
吴阶平有很多种身份。除了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的身份,他还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九三学社的杰出领导人、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参与了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和医疗服务工作。
吴阶平把自己的医学事业与党和国家的事业、社会和科学的进步紧密相连,用绚丽多彩的一生为我们诠释和拓展了“大医”的深刻内涵。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吴家兄弟就可以开一个医院”
医界佳话“吴氏四兄弟”(左起:吴瑞萍、吴蔚然、吴阶平、吴安然)
■ 温菲
医学界曾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吴家兄弟就可以开一个医院”。
而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吴家医院”,就是指吴阶平兄弟四人,他们在医学上都建树颇丰。
除了名气最大的吴阶平之外,吴阶平的大哥吴瑞萍是小儿科专家,二弟吴蔚然是外科学专家,三弟吴安然是免疫学专家。吴家四兄弟都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就读或进修,都在不同的领域对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说起吴家四兄弟的人生选择,不得不提到他们的父亲吴敬仪。
这位开明的实业家经历了20世纪初期社会动荡之大变革,深感宦途危险,他也因此告诫子女不要从政;社会复杂、行情难测,也不要经商;如果要走一条踏实可靠的生存之路,学医便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何时何地都需要医生,既不会失业,又能解脱别人的疾苦,救死扶伤。
由于经常接触外商,吴敬仪在思想上倾向西医。他认为要学好本领、精通医术,就要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这所最能造就人才的西方医学教育中心。
于是,在他的引导下,长子吴瑞萍首先考入协和,毕生致力于儿科事业;然后是次子吴阶平,我国泌尿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三子吴蔚然长期从事外科医学的临床及研究工作;四子吴安然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生物系,后在协和细菌学和血清学系进修,长期从事免疫学病毒学的研究。
恐怕吴敬仪老先生都未曾想到,他的教育理念和殷切希望竟然在医学史上留下了传奇的一章。
1998年,吴瑞萍病逝;2005年,吴安然病逝;2011年,吴阶平病逝;2016年,随着吴蔚然的溘然长逝,我国医学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吴家医院”成为绝响。
《中国科学报》 (2019-09-27 第8版 印刻 原题《大医泰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