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如今已经33岁了,一起来看看她所经历的故事
33年前,1988年3月10日,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医三院)
诞生了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
她的名字叫郑萌珠。
“萌”取萌发之意,寓意她是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珠”则是为了感谢一路护送她诞生人世的张丽珠教授。
在她还是一个胚胎时,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她的出生,聚焦了万千不孕不育夫妻们,对试管婴儿技术的质疑与希冀。
同时,她也在这种热烈的关注中平安又普通地长大成人。
2010年西安西京学院毕业的她,回到她出生的地方——北医三院工作;
在北医三院产子。
在纪录片《先见之人》中,她说毕业后回到北医三院是一种回归,家一样的感觉。
这所医院见证了她的诞生,成为社会人,成为母亲的重要时刻。
也见证了她的妈妈和医务工作者为了她的出生所做的努力与坚持。
结婚20年,
因输卵管阻塞没有孩子
上世纪60年代末,在甘肃礼县盐关镇,18岁的郑桂珍与丈夫左长林结婚。
郑桂珍是性格爽朗,雷厉风行的乡村教师,左长林是少言不多语的农民,性格稳重。互补的两人意外的合拍,很快走入了婚姻。
令他们不免有些着急的是,结婚了几年,还没有孩子。
尝试过偏方,求过神佛,“各种折腾都没效果。”同一时期结婚的夫妻,孩子早已在村口蹒跚学步。
去县医院查明,郑桂珍儿时感染结核,患有盆腔结核输卵管阻塞,输卵管不通。这就是他们一直没有怀孕的原因。
转眼婚后过去了20年。
1987年的一天,郑桂珍在“电匣子”(广播)里听到:“北京某机构正在研究能够在体外受精的技术。有可能会为不孕症的治疗产生一个突破。”
连什么机构都不知道,
只是凭着听见的这两句话,
郑桂珍拉着丈夫从甘肃千里迢迢来到北京。
在北京站,
两人逢人就问,
可他们连机构叫什么都不知道,问的效果可以想见。两人铺着油布趴了好几夜,直到遇到了一个叫刘殿英的黑龙江人。
刘殿英和妻子的儿子去世以后,想再生一个,于是来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医三院)做输卵管复通手术。中年求子的同病相怜,让他为郑桂珍夫妇指明了方向,
求子之旅终于走上了正轨。
迎来中国第一个试管宝宝
在北医三院,66岁的张丽珠教授已经研究试管婴儿3年。
攻克了体外受精的难题,体内孕育又总是不成功。
郑桂珍是张丽珠教授遇到的第13个病人。之前的12位病人,都没有成功怀孕。
在此之前,张教授也经历了种种的困境。
当时的取卵不像现在,通过阴道B超下穿刺和抽吸达成,而是需要
开腹
。
实验初期,征集那些需要外科手术的病人,在排卵期的日子,同时进行手术和取卵。
一两个月才有一个符合条件的患者。
开腹后,张丽珠用手将卵巢稍微提出一些,摸到卵泡后扎针,取得卵泡液。
取得卵泡液后,还需要从中找出卵子,当时不像现在,只需要通过一个窗户把卵泡液递过去就可以。
而是需要张教授,把取到的卵泡液装在试管里,再装在保温罐里,揣在怀里,一路小跑十几分钟,跑过操场,来到当时拥有显微镜的组织胚胎教研组。
现在找卵子只需要通过一个窗口就可以,当时张教授需要跑过一个操场才能到
“试管婴儿”也饱受争议。
许多人认为,中国人口已经这么多了,并不需要试管婴儿技术,张教授这是跟计划生育对着干;
物竞天择,也没有必要给老天爷“添麻烦”。
来看不孕不育的夫妇隐藏真名,艰辛的求子路,仿佛让他们成了抬不起头的人,非常自卑。特别是女性,为没有后代承担了更多的压力。
机缘巧合下,一个坚持想要做母亲的人,和一个坚持想要满足不孕不育家庭生育愿望的妇产科医生相遇了。
张丽珠其实并不看好郑桂珍,她当时38岁了,超过了37岁,平均说起来,卵也不多,卵的质量也不好。
郑桂珍却格外的坚持。因为这可能是她当母亲的最后一丝希望。她开导忧心的丈夫:
从前一直失败,这次就算失败也没什么,但是万一成功了,就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北医三院的病案室里,记录着20年前郑桂珍的整个孕育过程:
1987年6月24日,张丽珠给来自甘肃的不孕患者郑桂珍做了开腹手术,共取得了获得4个卵子;
6月25日,卵子体外受精成功。
6月26日,张丽珠给郑桂珍做胚胎移植手术。
7月10日,郑桂珍出现早孕反应。
经历了此前的艰辛以后,此后仿佛变得格外顺利。
送进郑桂珍身体里的四个胚胎,有一个存活了下来。8月3日,通过B超,看见了原始的心脏搏动,一个小生命正在形成。在三院附近再观察了一段时间,张教授肯定她是怀孕了,且情况稳定,允许郑桂珍回到了甘肃老家养胎。
1988年3月,郑桂珍又回到了北医三院,进行剖腹产手术。
3月10日,她诞生了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体重近7斤8两,身长52厘米的女婴。
孩子出生的那一刻,郑桂珍哇哇大哭,左长林等在门口,满是点头,连声说谢谢谢谢:
“我们三辈单传,一直盼着有个孩子,但是结婚这么多年了都没怀上,我女人命苦,从小没了爹娘,和爷爷一起长大,老爷子今年88了,见不到孩子,他眼睛闭不上的!现在好,我等会就给爷爷传个信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了!”
“郑萌珠”的名字是郑桂珍在病床上起的。
她说:
“按我们的讲究,孩子要有两个名字,大名就叫郑萌珠,求个萌发向上的意思,珠字用来表达对张丽珠医生的感谢。”
对张丽珠医生的感谢,也贯穿了郑萌珠的整个成长过程。
“我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
离开我出生的地方”
郑萌珠从小就比别人长得健壮,别人一岁才开口说话,她8个月就会叫爸爸妈妈了。
即便如此,她也仍然受到许多人异样的目光。有人怀疑她的寿命,有人“开玩笑”:“你不是你妈生的。”
还有的人,带着大量的眼光:“哎呀你看你看就是那啥。”
好在郑萌珠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有时霸气回怼,有时时间久了,“他们一瞅,哎这也没啥区别呀。”也就没了声音。
她用“反正我是我妈生的不就完事了呗”安慰自己。
今年33岁的她好像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她出生的北医三院。
出生后,她与张丽珠教授依然保持亲密的联系。
少女时代,张教授关注她的学业,希望她不要像当地的风俗那样那么快结婚生子,于是她努力考学,考上了西京学院。
张丽珠教授病重,意识模糊时,别人都认不清了,但她去探望张教授,远远的,张教授一眼就认出了她。
虽然从小被异样的眼光环绕,但她同时,她也成了成千
上万不孕不育家庭的希望。
2010年,大学毕业后,她回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做档案工作。对她来说,这份工作虽然基础,但也是在帮助像她父母一样的人。
有的人怀疑她是否能生育,2019年,她在自己曾经诞生的地方——北医三院,诞下了自己的儿子。虽然张丽珠教授已经在2016年去世,没能看到她的孩子。
她说,虽然现在做的是“工蜂”的工作,但因为自己不同寻常的出生经历,这份工作与她而言,多了一份意义:
“我在档案室工作,主要负责建立病例、整理数据之类的,这也是在帮助和妈妈情况差不多的人。……硬说特别之处,那就是我的成长,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也有一流的医疗技术吧。”
女性做试管婴儿
面临的身心压力
郑萌珠说的“一流的医疗技术”——试管婴儿,同她的年岁一样,经历了33年的发展历程,现在,我国每百名新生儿中就有1-2个借助辅助生殖。2018年,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门诊量近60万人次。
如果说做父母需要考试,那么做试管婴儿一定是考卷最难的考区。
而女性,是最努力,最用功,也不一定能取得好成绩的考生。她们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
去大医院排队,各项身体检查自不必说,开始取卵,意味着女性正式进入这项“考试”的考验。
有的女性打针促排卵,屁股上和肚子上都要打,连续打10天,屁股上形成硬块,坐下都成了难以忍受的事。
之后就是取卵,在B超引导下,用一根毛线针一样的针插进阴道,再到卵巢内测,取出卵泡。
知乎网友@九姨太回忆当时取卵子的过程。
“护士叫我进去手术室,把裤子全脱了,内裤放在病号服的上衣口袋丽,腿劈开躺在椅子上,因为是全麻所以问对什么过敏,叫什么,老公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就看到有人给我打针,就没有意识了,再醒来就是护士叫我,那一个轮椅把我推出去,推出去的时候我还是迷迷糊糊的,看见我老公就哭了,其实觉得真是难受。”
在手术台上,20几年,30几年建立起来的羞耻心被统统放下。
穿刺过程中,可能面临盆腔感染等副作用。
取完卵后,女性变得很虚弱。小腹肿胀,还要格外小心,防止伤口感染。
他们需要在其他房间取精子即可。
如果不成功,还需要按照之前的步骤,再重新来过。
有的人可能经历4,5次,甚至十几次都没能成功,却仍然继续尝试。
除了心理上的压力,还有经济上的压力,即使家中贫穷,也要举债到大城市,在大医院旁租房做试管。
因为女性拥有了子宫,拥有了生育的权力,所以肩上的责任变得格外的沉重,在做“父母”的这场考试中,她们是拼命学习,也不一定能取得好成绩的最用功的学生,这场学习,可能也永无止境。
我们都祝福她们能够如尝所愿,取得心目中的好“成绩”,合格“毕业”,但对于结果,需要女性周围人更宽容的面对,如果她们“学累了”,不想“学”了,也请尊重她们的意愿。